揭康乾:清朝三代帝王为什么不用清官用贪官
趣历史 责任编辑:daiyanlan 2017-08-23 07:10:13

史书记载,?“康乾盛世”,又称“康雍乾盛世”,始于康熙二十年,即公元1681年平三藩之乱,止于嘉庆元年,即公元1796年川陕楚白莲教起义爆发,持续时间长达一百一十年。这一时期,不论是在政治上,还是在经济、文化上,以及其它诸多方面,都将中国传统社会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,而国家的统一,疆域的扩大,社会经济的繁荣,无疑是“康乾盛世”最显著的历史特征。但是“康乾盛世”真是盛世?下面我们从多个角度剖析一下。首先,“康乾盛世”在88必发娱乐网站的长河中,只有量的增加而没有质的改变。其次,当时的中国的政治制度、经济、文化科技已经落后于西方,这是历史上的文景、贞观、开元等三大盛世时期所没有出现的情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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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,“康乾盛世”下的清朝存在许多弊端:如制定过分的“重农抑商”政策,扼杀明末的资本主义萌芽;再如大兴文字狱,残害大量文人学士,严重禁锢了人民的思想,使得明末繁荣的百家争鸣,科技发展彻底消失,中国从此进入一个死气沉沉而昏暗的时代;尤其是康、雍、乾三朝大都重用贪官,而不用清官,导致“康乾盛世”的吏治极端腐败,黎民百姓怨声载道,这也成为大清王朝由强盛逐步走向衰落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。清官、贪官之分大概是从明朝开国时期开始的。明朝之前的历代王朝,因为实行的是宰相制度,宰相统领群臣,完成皇帝交给的各项任务,维持王朝的生存和发展。这样就使君权和相权保持某种程度的权利平衡。

因此,也就出现了历代王朝,宰相得意群臣跟着得意、宰相倒霉、群臣跟着倒霉的现象。而在明朝废止了宰相制度,君权开始主宰一切,朝中的大臣士开始各自为战,不得不选择以自己个人的清廉形象抗争专制皇权。而一般老百姓最痛恨的就是贪官污吏,因为官员的贪污意味着直接剥夺他们的收成和利益。大明王朝的许多官员正是抓住这点,大力宣扬自己的清廉,抗议朝廷滥用权力,伸张自己心目中的王道和正义,以获得广大老百姓的同情和支持。因此,从历史上看,有明一朝的朝中官员和皇帝之间的关系最为紧张。大明王朝之所以建立锦衣卫东厂、西厂三大特务机构,就是为了监视、打击那些敢于冒犯皇权的各级官员。

但有明一朝的历代君王,似乎都没有找到彻底的解决与清官对立的办法,就是逮捕、杀头都无济于事。那些敢于抬着棺材冒死上朝进谏的官员不仅没有根绝,反而得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大力支持。而这些抬着棺材上朝进谏的官员,在老百姓的心目中不仅是响当当的清官,而且是响当当的忠臣。古代有一句名言,叫做“国家昏乱有忠臣”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与忠臣、清官对立的自然就是昏君了。同样的道理,为官不贪,乃是天经地义的常理,表彰清官,或者说不贪污的成为一种稀有的高尚道德行为,也就意味着贪污已经是常态了。到了清朝,皇帝们终于找到了解决朝廷官员与皇权之间的紧张关系的方法,那就是重用贪官,不用清官。清代的康、雍、乾三朝皇帝在大角狠抓廉政建设的同时,却暗中纵容和鼓励官员大肆贪污,中饱私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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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熙把重用贪官的原因就说得很清楚,他说,“人当做秀才时,负笈徒步,及登士版,从者数十人,乘马肩舆而行,岂得一一问其所以来耶”,“故朕于大臣官员,每多包容之处,不察于细故也”。那意思是说,士人没有做官之前,穷得要命,一旦做官,马上就有随从,有车,不贪污怎么可能。所以当有人控诉官员贪污巨款时,康熙亲自做了很有人情味和幽默感的批示,说此人“小有所取,亦未可知”,至于贪污巨款,则“必无其事”。那些心领神会的官员,从此自然放心大胆地“小有所取”,享受着先富起来的优惠政策,过上了“三年清知府,十万雪花银”的生活。

不过,康熙并非是白痴皇帝。他比谁的清楚,独裁政治的核心原则是权力。保持权力的垄断性,维持统治的稳定性,乃是压倒一切的重要任务。每个官员都有贪污行为,也就意味着每个官员都有小辫子抓在皇上的手里,不听话,随时可以查办。乖乖听话,自觉珍惜来之不易的稳定,则不妨“小有所取”,放心贪污。而以惩治贪污的方式,清除个性张扬的官员,既可以把他们名声搞臭,彻底打垮和剥夺他向皇权挑战的资本,又可以向一般民众展示自己反腐败的决心和信心,获得民众的支持。如此一来,不仅从内部消除了体制内的官员挑战和质疑独裁统治的可能,又把支持士人向皇权挑战的“民意”抓到了自己手中。

查办贪污,也就成了清朝统治者清除持不同政见者的最好办法。而这些也就是大清朝廷对大贪污犯的惩治,都发生在权力更迭之际的原因。一般不明真相的群众,还以为真的出了真命天子,山呼万岁。他们哪里知道,鼓励和纵容贪污,正是清朝 “当今圣上”的权力秘诀。雍正即位之后,更是以“严明”察吏,推行刚猛政治。他大力整顿吏治,清查钱粮亏空,对查实的贪污官员严加惩处,追回赃款,抄没家产;又改兴廉为养廉,实行“耗羡归公”,官员按级别从中提取“养廉银”,给予官员合理的酬劳,使贪污行为失去借口。雍正的高明在于不仅惩治了大批贪官污吏,而且在加大惩罚力度的同时诉诸制度保证,对整肃吏治颇为有效。

但是,雍正在对待清官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是不容忽视的。他说,“洁己而不奉公之清官巧宦,其害事较操守平常之人为更甚”。他甚至认为,“此等清官,无所取于民而善良者感之,不能禁民之为非而豪强者颂之,故百姓之贤不肖者皆称之……及至事务废弛,朝廷访闻,加以谴责罢斥,而地方官民人等群然叹息,以为去一清廉上司,为之称屈”,而像李卫等能吏敢于触犯各级人等的利益,结果“或谤其苛刻,或议其偏执,或讥其骄傲,故意吹索”,为舆论所不容。因此,雍正提出“舆论全不可信”,甚至舆论皆称好者,想必是沽名邀誉、欺世奸诈者流;为众人所攻讦而孤立无援者,则应备加呵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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雍正深信“贪官之弊易除,清官之弊难除”,选拔大臣时,“宁用操守平常的能吏,不用因循废事的清官。”为了彻底消除官员好名的风习,他还禁止百姓挽留卸任官员和为他们建祠树碑。雍正过于倚重能员,鄙薄清官,这种矫枉过正的措施也产生了消极后果,即时人指责的“贪吏、酷吏者,无一不出能吏之中“。到了乾隆时代,大大强化了雍正重能轻贤、重才轻守的倾向。他不仅贱视清官,而且对一切有沽名钓誉之嫌的官员深恶痛绝,绝不能容忍臣子以气节操守获取清名。而反过来,他却重用以和珅为首的一大批贪官污吏,为祸朝廷,鱼肉百姓。乾隆中期以后士大夫道德自律日益松弛,清官不称于世,而贪官污吏出于能员者不乏其人。后来养廉银制度虽一直沿用,但各级官员不再以清廉品节相尚,虽一时畏于严法不敢出格,但忽略人品的砥砺与惩劝,已经埋下官场风气日渐衰落的隐患。

其实,纵观历朝历代的朝廷需要的,不是张扬的清官,而是听话的贪官。这些贪官之贪,帝王认为,无非就是从老百姓身上搞点钱物而已,无伤大雅。如果以“清廉”为政治资本,则是公然挑衅皇权,要把权力从自己手里拿走。这才是是要命的事。独裁政治,考虑的永远是权力的垄断和独占,而不是老百姓的日常生活。“康乾盛世”的产生和发展,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康、雍、乾三朝皇帝拥有独特的个人素质,他们凭借自己的才能延缓了封建社会衰败的进程,但是,却改变不了其日渐衰败的命运。“康乾盛世”的繁荣无疑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回光返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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