揭秘:廖仲恺案后蒋介石如何抢得先机独揽军权
趣历史 责任编辑:zhangqian 2015-11-09 16:47:53 宋庆龄 宋子文 蒋经国 孙中山 戴笠 宋美龄 蒋介石

  1894年以来,国民党人之所以能够在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中时散时聚,从兴中会,到同盟会,到国民党,到中华革命党,再到中国国民党,一直保持着相当的政治凝聚力,一个重要的原因,就在于孙中山的政治威望以及将三民主义作为号召的旗帜。孙中山逝世后,国民党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统一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,而“廖案”的发生又加剧了此时国民党内的权力结构变动。

  “廖案”前夕的蒋介石

  学界有一种看法,认为1924年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黄埔军校校长,是蒋介石“崛起”的标志,甚至是孙中山确定蒋介石为“革命接班人”的标志。这恐怕有“倒推”历史之嫌。

  黄埔军校确是蒋介石事业的奠基点,也是他后来“崛起”的重要凭借。但黄埔军校的重要性及影响力是逐渐形成的。孙中山在世时,比较看重蒋的军事才能,对蒋的政治能力估计不足,所以让他专门办军校,而没有让他参与党政要务。

  梳理一下蒋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变迁即可明了:中华革命党时期,辅佐总理的核心干部是五部部长;中国国民党时期,1923年1月,辅佐总理的参议有21人;1923年10月,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、候补委员19人;1924年1月,第一届中央执监委员、候补委员51人——以上诸多重要职位,蒋均不在其列。1925年孙中山去世时,年仅59岁,1924年之际恐怕不曾想到自己时日无多,而急于确定“接班人”。他在世时,“革命接班人”之争,首先在胡汉民和汪精卫之间展开。论资排辈的话,至少还有廖仲恺和许崇智在蒋之上。

  乱世政治充满戏剧性和不可预测性,从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去世,到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,前后相距仅一年零八天。孙中山去世时,“党内大佬”们大概都没有料到一年之后是蒋介石掌控大局,蒋自己恐怕也不曾预想到。应该说,蒋是国民党内的一匹黑马。他的异军突起,既靠谋略,也有相当的机运。

  通过“廖案”追查提升地位

  面对“廖案”这一突如其来的重大变故,当时的苏联顾问鲍罗廷在思虑许久之后,决定反击右派,以确保广州的革命事业受他直接而公开的指导。众所周知,胡汉民与鲍罗廷的关系向来不睦,胡曾经说过:“历来对鲍罗廷总是抱着凛然不可犯的态度,丝毫不假词色的。”再加上胡汉民在国民党内的“反共”倾向以及直率严肃的个性,使他成为鲍“必欲去之而后快”的眼中钉、肉中刺

  据《政治委员会临时会议记录》(1925年8月20日)可知,“廖案”发生后,鲍罗廷提议由汪精卫、许崇智、蒋介石三人组织特别委员会,主持缉凶事宜,并“授以政治、军事及警察一切全权应付时局”。在此之后,鲍罗廷积极进行“拥汪排胡”运动,而蒋介石则凭借“左派将领”的美名开始跃入国民党权力中枢。8月25日,一群士兵持枪冲进胡汉民的住所,打破了清晨的宁静。

  胡汉民被为首的士兵质问:“你是胡毅生(胡汉民胞弟)吗?胡毅生哪里去了?你不是胡毅生,该是胡毅生的兄弟吗?”胡反问道:“你是哪里来的?干什么这样凶狠?”那人回答:“我是黄埔来的。廖先生死了,还有什么说的?”之后,便继续翻箱倒柜到处搜查。胡汉民被迫躲避在一户买菜人家中,其妻慌张之下跑去汪精卫家问个究竟,汪妻陈璧君打电话询问蒋介石。随后,蒋派人送上通行证和一封给胡的,内容主要是说“此事与先生无涉,仅毅生有嫌疑,故派人搜捕”。

  那么士兵究竟为谁派来?蒋永敬在《民国胡展堂先生汉民年谱》里说是汪精卫指派的,惟在《胡汉民自传续篇》一文中,根据胡汉民的自述则说是蒋介石派来的,蒋介石事后又向胡解释,那天搜捕胡的是王懋功的事,与他无关。由于王懋功当时是卫戍部的参谋长,蒋介石则是卫戍部司令,因此难辞其咎。

  而后胡汉民被送到黄埔避居,过着形同软禁的日子长达一个月之久,在这段胡自喻为“阶下囚”的时间里,汪、蒋和鲍罗廷等人都来探视过。蒋告诉胡:“鲍先生的意思,希望胡先生到俄国去一趟。……大概鲍先生还要亲自来看看先生,鲍先生来过,先生就可以动身了。”鲍罗廷来了之后,果然对胡说了很多拐弯抹角的话,要胡去俄国“考察考察”,但是必须坐俄国船去,不能在上海停留,借口反动分子可能利用胡的招牌,搅出危害革命的事情来,要胡就范,接受这样的安排。胡汉民考虑到当时广州的复杂局面,大家尊敬鲍罗廷如神圣,徒留在广州过着被软禁的生活,不如出去走走,遂决定赴俄考察。程去国之日,胡汉民自比被逐之屈原,作“楚囚”一诗,抒发心中之感慨。

  综上所述,在“廖案”的追查过程中,蒋介石虽不是“排胡”的主谋,但却在这场政治角力赛中,坐收渔翁之利。胡、蒋在政治上的地位,由于“廖案”的缘故,一降一升,明显有利于蒋日后的“崛起”。

  借“廖案”的契机独揽军权

  在孙中山逝世后的一年间,接连发生了廖仲恺被刺杀、胡汉民被放逐、许崇智被逼走、汪精卫被气走等重大事件。而在“廖案”一事上,蒋介石可能是最大的受益者。

  “廖案”以前,蒋在党内的座次最多位列第五,“廖案”之后,一跃而居第三。其次,廖氏生前是黄埔军校党代表,法理上与校长平起平坐,对校务有节制与监督之权。军校的一切规则、法令、命令,均须党代表副署才能生效。这种军政二元首长制,对蒋的权力无疑是一种极大的牵制。

  蒋对廖的制衡,常怀不满,日记中时有流露。如1925年5月10日:“仲恺改教导团为党军,余认其有意防范撤我兵权,我但望其自不叛党而不配防范介石也。”7月23日:“与仲恺商议财政问题,……时时受人掣肘,言之泪不能止。”8月5日:“仲恺不理校款,愤甚。”8月6日:“以仲恺不负责,故愤而辞本兼各职。”廖氏被刺,对蒋而言,亦是一种解脱。从此,黄埔军校的大权实际由蒋一人独掌。

  当时蒋的职位,除黄埔军校校长外,另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。许崇智任中央军事部部长兼粤军总司令,是蒋介石的顶头上司。因此,许崇智无疑是蒋通往权力巅峰的障碍。在“廖案”的调查过程中,除了发现胡毅生卷入刺杀阴谋外,许崇智属下的粤军将领中亦有谋反迹象。于是,9月19日蒋介石以“解决反革命各军”为名(其时蒋兼任广州卫戍司令),出动军队,宣布广州全市戒严。蒋派出的军队包围了许崇智的住宅,“四面放枪”,实行武力威逼。夜10时,蒋给许崇智送去了一封长信,以劝许“不如暂离粤境,期以三月师出长江,还归坐镇,恢复令名”的口气,令其立即去职。毛思诚编《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》将这封信解读为:“盖当时公(蒋)欲出师长江,以图本党之发展,而许不赞其行故也。”似乎是因为许不赞成“出师长江”,才招致蒋的不满,其实并非如此。《蒋介石年谱初稿》附有此信全文,其措辞强硬,咄咄逼人:“廖案发生,阴谋暴露,而害党叛国者,均为吾兄所部,而吾兄不引咎自责,幡然悔悟,知人之不明,用人之不当,竟酿成此巨变惨剧,岂不可痛。”斥责许“空谈革命,口是行非,信用已失,名誉扫地”。全文2000多字,字字都是逼许下台之利刃。

  许崇智当时打电话给汪精卫,询以何故,汪即回函,大意谓:“余虽一书生,但敢信非威力所能屈。余决不因在卫戍司令威力之下,便妄赞同蒋氏此项措施。实为认定此事,非如此解决不可。”又谓:“余敢信介石对公事虽毫不假借,不讲感情,但决非余不讲感情之人。为先生计,为大局计,亦莫善于暂行赴沪,一任介石将此一切难题,及感情上不能解决之难题解决后,即请先生回。”汪精卫在对媒体发表的谈话中,明确支持了蒋介石,说党内、外“若因此事有不谅于介石者,余愿分其谤也”。事已至此,许崇智只好卸职,在陈铭枢的“护送”下,登上了开往上海的轮船。

  如果说,胡汉民离境还披上了一层“客气”的外衣,还给他举办“欢送会”的话,那么许崇智的问题,则完全是用枪杆子解决的。逼走许崇智后,蒋在党内的地位晋升为第二,仅次于汪精卫,堪称“一人之下,万人之上”。于是,在广州便形成了汪精卫主党、蒋介石领军的权力架构。

  参考文献

  蒋永敬:《民国胡展堂先生汉民年谱》,台北商务印书馆,1987

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:《蒋介石年谱初稿》,档案出版社,1992

  周聿峨,陈红民:《胡汉民》,广东人民出版社,1994

  胡汉民:《胡汉民自传续篇》,《近代史资料》,1983年第2期

  张慧莹:《党权与军权之间:胡汉民与蒋中正关系的讨论(1923-1936)》,博士论文,国立台湾师范大学,200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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